一

温暖的风从阿尔卑斯山的南麓吹过来，所及之处，鲜花相继盛开。

曼陀铃、蔷薇、铃兰、丁香，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红的黄的紫的橙的白的，摧枯拉朽一般，在瞬间占领了整个城市和街道。

夏天热热闹闹地开始了。

那是欧洲大陆的八月，夏天，在这一年，足足迟到了一个月。

在匹格尼克街15号的黑色铁门前，我按响了Frank的电铃。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公寓，公寓前面有一片极大的草地。

“咔--”一声，门锁自动打开。推开沉重的门，我走进幽暗的走廊。

“哈罗！”走廊尽头，传来一声招呼。一个穿着白色T恤天蓝色牛仔裤的高个年轻男子正倚在一扇门框边微笑着看我走近。

“Frank”他伸出手来，“Liven”我说。他的手很大，温暖有力。

自德国北部那个小镇的大学毕业后，我便到处找工作，但是在这个实际的社会里，我的一纸国民经济毕业证书似乎是全无用武之地的。

来慕尼黑碰碰运气是最后的打算。心上同时亦打定主意，如果这半年还是未果，那就收拾行囊回台北。

同窗好友薇拉给了我一个地址。如果找不到房子，可以暂时先住在那里，他是我从前的男朋友。她说。

于是，我单枪匹马坐火车来到慕尼黑。

Frank的家很大。他一个人，住满了四个房间。还有一个大客厅和一个兼具餐厅的大厨房。

窗外，一片郁郁葱葱，那是他的私人小花园，三十平米左右。

饶是那么大的地方，可是杂七杂八还是堆了很多东西。看得出来，他的生活很随意。

早在电话里就谈定了租金，每月300欧元，水电费分摊。

他领我到我的房间去，“薇拉说你不会住很久，所以我也没有收拾。”他坦言。地板上，水杯，报纸，杂志，香烟，拖鞋，电线，抱枕一片混乱。

既来之则安之，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我把房间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了一遍。

傍晚时分，尘埃落定。

Frank很热情地告诉我食物都在冰箱里，晚餐想吃什么就自己随意取用。

打开冰箱，我呆住。一人高的冰箱里，只有几根香肠，一颗生菜，一盒鸡蛋和几瓶饮料。

对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来说，夹着生菜和肉肠的热狗面包就是他们最正宗的晚餐。

我心里深深地叹一口气。

二

周末得空，我跑去超市买了很多新鲜蔬菜和水果。隔天傍晚，外出一天的我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Frank就一本正经地向我报告，你买的蛋都坏了。我奇怪，他皱着眉头描述，中午，我打开了一个，居然发黑了，而且有股奇怪的味道。

心中一惊，也一沉，蛋呢？我急问。都扔了。我在他诧异的目光中狂奔到垃圾桶边，还好，外包装损坏不严重，我心疼万分地拾起来，折合40台币一个的皮蛋呢，抵得上一盒鸡蛋的价钱。

对我的大惊小怪他很不以为然。晚餐桌上，他用一种惊惧的表情远远地瞪着皮蛋拌豆腐。没有毒吧？他不放心地问。

我示意地吃了一口，并怂恿他尝试。我告诉他，其实，这和他们视之如命的臭蓝莓cheese一样。初觉味恶，一旦上瘾，便难自拔。

他于是小心翼翼地用叉子沾了一点，又研究性地观察半天，然后才送入口中。

怎么样？我满怀期待地问。他苦着脸狂喝开水。

一个吃惯了饲料的民族是不能够体会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。我安慰着自己。

虽然对于皮蛋Frank始终拒而远之，但是他到底还是承认了中国菜的美味。不过是一道加了沙茶酱的榨菜炒肉丝，就已经将他降服了。

之前他还抗议说炒菜时厨房油烟味太重。到了饭桌上，他便禁了声，只顾低头猛吃。为了配合中餐的情调，他极其虚心地向我请教筷子的用法。

用惯了刀叉的手，一向粗重，换了精细轻巧的器具，自然笨拙。好在孺子可教，一顿饭下来，他已经能颤颤巍巍地挑起一根肉丝进嘴了。我大笑着为他鼓掌。

他也很兴奋，乐如孩童。

三

住处既已稳定，打电话回台北。电话那头，我妈大惊小怪地叫喊：你居然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住？他的底细你都不清楚！你还没有结婚哪，传出去怎么说得清？

我低声细气地解释半天，她总算平静了些，但临别仍不忘念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台中的姑妈说要介绍个朋友给你。你不要给我带一个鬼佬回来，我不认的。

上了年纪的人多半会杞人忧天。其实，Frank大半时间并不在家，作为宝马公司销售部主管，他常常出差，一年大半时间都在世界各地飞。

有时候，我会收到他寄来的各地明信片。朋友关系，仅此而已。

我每日早出晚归，找工作的同时也勤力打听住处。虽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慕尼黑房源紧张的状况还是出乎我意料。

看报纸，打电话，约看房。结局大都相似，对方态度客气而疏远：有消息我们一定通知你。然后便泥牛沉海。

也是，对于一个工作尚无着落，租房期又短的人来说，找不到房子，正在情理之中，更何况，一个房源，往往有十来个人争。

Frank空闲时也会帮我搜集工作和租房的信息。我和他开玩笑，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，不如你雇佣我算了，我做你的管家兼大厨。他笑着拼命摇头，你是硕士，起薪便不低，我哪里雇得起你。

那么减些房租如何？我继续打趣。可是租房合同上已经签订了呀。他显出很为难的样子。德国人办事一向一板一眼。

假如我找不到工作交不出房租怎么办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。不会的不会的。他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
就在我认为山穷水尽之时，德国一家保险公司给我发了消息，虽然是半职，但已够我活命。

很高兴地把合同拿给Frank看，他也很高兴，我早说你会找到工作的。这下你不用担心房租了。他喜不自禁。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我高兴还是为他的房租兴奋，我哭笑不得。

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我又在一家超市找了一份钟点工作，每天忙到晚。Frank不理解，其实那份保险公司半职薪水并不低。我告诉他，因为要帮台湾家中还买房的贷款。讲完又叮嘱，如果还有什么短时工作，不妨介绍给我。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一个超人。

四

十月里的一天，Frank回家，笑眯眯地问我，有个人因为工作关系想学中文，不知道我肯不肯教。这是一个利用空闲时间赚钱的好机会，熟门熟路的事情，我当然一口答应。

谁？我问。我。Frank一本正经地回答。我愣了半天。

细问之下，才知道Frank所在的汽车公司打算在中国内地开厂，Frank很早就有心想去中国分公司任职，如果能说汉语，自然水到渠成。

Frank的好学，有目共睹。从家具到电器，都被他粘上了中文单词条。几个星期后，Frank已经能够说一些简单的对话了。虽然语法有时候仍然免不了颠三倒四。我们常常这样交流：

茶，绿茶，我的，喝吗，你？

茶，绿茶，你的，不喝，我。

有几次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他接了，还像模像样地问候对方。我妈差点误认为是我找了一个同胞男友。他便很神气。

为了巩固他的记忆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问他某个中文单词的意思。假如他答不上来，那么我的水电费就以一分钱一个单词由他代出。我振振有辞告诉他，这是鞭策他学习。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。

一次，我问他，中文奶牛是什么？奶牛，就是--。他抓耳挠腮，翻了半天白眼，就在我将要记帐的刹那，他突然灵光乍现，想起来了！他猛地一拍脑袋。

什么？我盯着他的嘴巴。

爸爸的妈妈。他很得意地说。

那是奶奶。我纠正道。

奶奶，奶牛，差不多啊。他做无辜状。

知错不改还狡辩，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，不虚心求教的惩罚就是做饭，当然必须是中国菜。

他自知理亏，晚饭时分系上围裙下厨。在我的指点下，番茄炒蛋，白菜鸡汤，红烧大排羞羞答答地陆续出场了。

色虽然不行，但香和味倒是不差。他亦很兴奋，忘记了这本是罚他的初衷，雄心壮志地告诉我，今后，但凡吃中国菜，都由他掌勺。

这个结局倒出乎我意料。从那天开始，冰箱里的德国香肠日渐消迹。取而代之的是亚洲店的豆腐、青菜、蒜苗等家常菜。

Frank争取到中国分公司总负责人职位的那天，为了庆祝，他还像模像样地包了次水饺给我吃，虽然水饺们千姿百态，但到底是他一个人忙活一天的结果。我赞他几句，他竟然快乐了很久。

五

年底的时候，我申请到了台湾当地一家公司的正式职位。同时，家里人帮我张罗亲事也已经到达如火如荼的地步。我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开始一点一点收拾行李。

我告诉Frank，圣诞节，我打算回台湾过。

Frank漫不经心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慕尼黑。我告诉他，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个男朋友，也许就不回来了。

大约是很意外，他说，你不是说真的吧？语气有些着急起来。

我说，再说，慕尼黑房子我也找不到，总是住在你家也不好。

他慷慨地回答，没关系，你就一直住好了，再说了，你还要教我中文呢。我还没有毕业呢。你不能撒手不管。

我说，慕尼黑冬天太冷了，台湾多好啊，都不下雪。

他说，冬天这里有暖气，你怕什么？

我说，在慕尼黑我都没有可以聊天的中国朋友。太孤单了。

他说，我可以说中文呀，慢慢地我们就可以一起了聊天了。

我说，我在慕尼黑又找不到全职工作，留下来养活自己都费劲呢。

那就我养活你啰。他微笑着说道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

我怔住。他的语气是那么平静，平静得仿佛像在说，那么我请你吃饭一般。一时间，我无法确定他说这话的真假。

其实，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，于我，慕尼黑终究不是心里的家，而他，一个不爱吃皮蛋的男子，又肯放弃高职优薪离乡背井去台北么？

两秒钟后，我决定当它是个玩笑。

虽然你的建议很诱人，但作为朋友，实不相瞒，养活我怕是很棘手。我表情夸张。他望住我。

因为慕尼黑没有甜不辣和贡丸汤啊。我耸耸肩膀做无奈状。

那是什么？他不解。

是我最爱的台湾小吃。

那可以试试看自己做啊。他语气轻松。

我笑着摇摇头。

真的不可能留下来？他皱紧了眉。

短暂的沉默过后，我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他于是不再吭声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飞往日本出公差。

两星期后，我拎着全部的家当，由法兰克福转机回台北。

飞机起飞的刹那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：

再见，德国！

再见，Frank!

六

回到台北，等一切安顿停当，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。

我给薇拉打了电话。

你这个死小孩，回台北也不和我说一声。薇拉在电话那头兴奋得又笑又叫。

还不是怕你舍不得放我走。我笑。

和薇拉聊天气，聊小吃，聊家人，聊工作。

“你给Frank打电话了吗？”终于，薇拉问。扯东扯西就是怕她提起这个名字，可是还是躲不过去。

“还没有。对了，他好吗？”我故作不经意地问。

“好才怪。”薇拉在电话那头大声说，“Frank从日本回来后，发现你一声不吭走掉，就到处找你。我可惨了，电话都快被他打爆了。看他急得快发疯的样子，好像什么重要的东西丢了似的……”薇拉的话还在继续，可是，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
Frank飞日本的那天，在客厅的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上面写着：

圣诞节，你愿意带我去台北吃甜不辣吗？

刹那间，我泪流满面。

我最终还是没有给Frank打电话。

有些人，有些事，

不必说，

只要放在心底

就已足够。

站在台北街头，我那么想。

（刊登于《德国经济时尚导报》，并获海外岁月凯撒杯征文大赛三等奖）